抗美援朝时期第一篇和第二篇小说合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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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红棉薪火——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精神丰碑

一、长津湖畔的冰雕连魂

1950年11月，朝鲜长津湖地区气温骤降至零下40度。陈援朝所在的部队奉命埋伏在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公路两侧，执行围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。雪沫子混着寒风灌进战士们单薄的棉衣，冻硬的土豆啃在嘴里像嚼石头，牙齿磕得咯咯作响。

“援朝，把这个披上。”班长递过来一条缴获的美军毛毯，陈援朝却推了回去：“班长，你伤口还没好，我年轻，扛得住。”他搓了搓冻得发紫的手指，摸了摸胸口两层衣襟里的红棉徽章——贴近皮肤的是爷爷留下的半枚，外层是父亲给的新徽章，金属的冰凉透过布料传来，却让他想起临行前父亲说的话：“冷的时候，就想想为什么打仗。”

埋伏的第三天夜里，美军车队开了过来。车灯在雪地里划出两道光柱，陈援朝看见战友们趴在雪地里，一动不动，睫毛上结着冰碴，像一尊尊白色的雕像。当冲锋号吹响时，他身边的战士小王却没能站起来——早已冻成了冰人，手指还保持着扣扳机的姿势，脸上凝固着冲锋的表情。

“冲啊！”陈援朝嘶吼着跃起，双脚却像粘在雪地里，麻木得没有知觉。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，他看见班长抱着炸药包扑向敌人的坦克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。那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，当增援部队赶到时，发现许多战士保持着战斗姿势牺牲在阵地上，枪管里冻着未发射的子弹，棉衣与雪地冻成一体，轻轻一掰就会扯下整块布——这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“冰雕连”。

陈援朝活了下来，却永远失去了脚趾。在野战医院里，他解开衣襟，看见两枚红棉徽章被体温焐得微微发烫，徽章边缘的锯齿状纹路里，似乎还嵌着未化的冰晶。护士帮他处理冻伤的脚时，他咬着牙没哼一声，却在看见护士袖口露出的红布条时，突然泪流满面——那是用烈士的血染红的布条，是“红棉”精神在战场上的另一种延续。

二、战地医院的生命之光

1951年春，陈援朝因伤被转移到后方的战地医院。说是医院，其实就是几顶搭在山洞里的帐篷，手术台是用木板拼的，医疗器械在沸水里煮煮就算消毒。他被安排在重伤员区，旁边躺着一个腹部中弹的小战士，每次换药都疼得浑身发抖。

“小鬼，忍忍，咱们是‘红棉’的兵。”陈援朝把自己省下的半块压缩饼干递过去，小战士却摇摇头：“陈教员，我识字不多，但我知道，咱们打仗是为了让后代不用再打仗。”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陈援朝心里，他想起在朝鲜战场上办的识字班，那些用树枝在雪地上写字的战士，那些即使断了胳膊也要学会写“祖国”二字的伤员。

医院里缺医少药，陈援朝就带着轻伤员去挖草药。朝鲜的山地里长着一种开蓝花的草，当地老乡说能止血消炎。他们背着竹筐，在炮火间隙里攀爬，好几次差点被敌机的炸弹炸到。有一次，卫生员小李为了采悬崖上的草药，失足摔了下去，幸好被陈援朝拉住，两人吊在半空晃了十几分钟，才被战友们救上来。

“陈教员，你手流血了。”小李看见他手腕上的伤口，陈援朝却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比在前线打仗安全多了。”他想起爷爷当年在太行山挖草药的故事，原来有些事，跨越了时空，本质从未改变——都是用血肉之躯，为身后的人铺就生路。

在医院的帐篷里，陈援朝用弹壳做了个笔筒，里面插着烧焦的树枝和伤员们用绷带搓成的“笔”。他在硬纸板上写满了字，挂在帐篷里：“祖国”“和平”“胜利”。每当伤员们疼得受不了时，他就指着字念给他们听：“看，这是‘祖’，示字旁加个‘且’，示是祝福，且是前进，咱们的祖国，就是在祝福中前进的。”

三、钢铁运输线上的红棉标

1952年，美军发动“绞杀战”，企图切断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。陈援朝伤愈归队后，被调到运输连，负责驾驶卡车穿越“死亡公路”。他的卡车编号是“红棉73”，车头挂着用红布条绑着的毛主席像章，车厢挡板上用红漆写着“人在物资在”四个大字。

“援朝，今晚要过‘三角地带’，那里每分钟落六发炮弹，得把油门踩到底。”老班长拍着他的肩膀，递过来一个用罐头盒装的炒面。陈援朝点点头，检查了一下油箱，又摸了摸仪表盘旁挂着的红棉徽章——那是用细铁丝串起来的两枚徽章，随着卡车的颠簸轻轻碰撞，发出细微的响声。

深夜的公路上，防空哨的枪声此起彼伏。陈援朝开着卡车在弹坑里穿梭，车灯一闪就灭，全凭记忆和路边的反光弹壳辨别方向。突然，一颗照明弹升上天空，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。“卧倒！”老班长喊着扑过来，用身体压住陈援朝。炸弹在不远处爆炸，气浪把卡车掀得跳了起来，挡风玻璃碎了一地。

等烟尘散去，陈援朝发现老班长的后背全是血，一块弹片嵌在肩胛骨里。“班长！”他想去扶，老班长却指着卡车：“别管我，快开车！物资不能丢！”陈援朝咬着牙发动卡车，车轮碾过弹坑，发出咯吱的响声。他从后视镜里看见老班长靠在椅背上，手里还攥着半枚红棉徽章——那是他牺牲的儿子留下的。

运输线上，像“红棉73”这样的卡车每天都在牺牲。有的司机为了保护物资，把卡车开到悬崖边，让物资滚下去，自己却被炸弹吞没；有的战士用身体挡住漏油的油箱，让战友把物资运走。陈援朝的卡车先后被炸毁三次，每次都是从废墟里爬出来，又换上新的卡车，继续行驶在“死亡公路”上。

他在卡车的工具箱里藏了一个小本子，上面记着每一次运输任务，记着牺牲的战友名字。本子的第一页，用红墨水写着：“爷爷的红棉在太行，父亲的红棉在北平，我的红棉在朝鲜的公路上，每一寸被车轮碾过的土地，都是我们用命守护的祖国。”

四、上甘岭坑道里的文化星

1952年10月，上甘岭战役最惨烈的阶段。陈援朝所在的运输连被调到前沿坑道送物资。坑道里阴暗潮湿，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，战士们挤在一起，靠吃炒面和雪水维持生命。

“陈教员，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”一个脸上缠着绷带的战士说。陈援朝放下肩上的弹药箱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个‘红棉’的故事。我爷爷当年打游击，藏情报的地方特别有意思……”他绘声绘色地讲着，战士们听得入了神，暂时忘记了伤痛和饥饿。

讲完故事，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用炮弹壳做的“棋盘”，上面画着楚河汉界，棋子是用石子磨的。“来，谁跟我杀一盘？”立刻有几个战士围了过来，坑道里响起了久违的笑声。陈援朝又拿出用弹壳做的笛子，吹起了《东方红》，笛声在坑道里回荡，带着一种悲壮的力量。